公務員退出機制不暢 消除福利房等特權成改革關鍵
公務員法中，包括公務員錄用、考核、懲戒、福利保險等一系列新制度，被以法律形式得以確立，這部從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，是建國50多年來中國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綜合性法律，里程碑意義不言而喻。
然而之后數(shù)年，公務員改革的步調開始放緩，“鐵飯碗”變成“金飯碗”，考公務員熱持續(xù)升溫，一個職位近萬人赴考。不可否認，相對于中小企業(yè)員工“蝸居”的生活現(xiàn)狀以及隨時面臨的失業(yè)風險，公務員福利待遇相對較好，對于多數(shù)人而言，依然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。
如何建立“能進能出、能上能下”的公務員制度，當公務員考試進入第三個十年，贊揚與改革的呼聲并存。
“連續(xù)兩年考核不稱職將被辭退”，2005年公務員法一經(jīng)推出，一片嘩然。
中西公務員制度最大區(qū)別之一：黨管干部
國家公務員局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到底，中國公務員總數(shù)已達到708.9萬人。人社部部長、國家公務員局局長尹蔚民日前表示，經(jīng)過20年的實踐與發(fā)展，中國已經(jīng)初步建立了*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。
所謂“*”，官方的解釋是，“一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，二是堅持德才兼?zhèn)�、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，三是堅持考試與考察相結合的選拔方法，四是堅持與時俱進、改革創(chuàng)新，使考錄政策規(guī)定不斷適應形勢發(fā)展需要。”
簡而言之，中國的公務員制度是在1993年之前中國向蘇聯(lián)學習的干部制度基礎上，借鑒了西方的公務員制度，從而形成的“結合體”。
毛壽龍表示，西方的公務員制度是中立于政治的，主要是預防新政黨上臺后，政府隊伍不穩(wěn)，腐敗滋生，所以設立了公務員制度。公務員制度包括獨立的錄用考試、晉升機制、監(jiān)督監(jiān)察、業(yè)績考核等等，而中國區(qū)別于西方公務員制度的最大不同之一，就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。
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對《中國經(jīng)濟周刊》介紹說，西方公務員制度大多實行“政務官”與“事務官”相分離的管理機制。所謂政務官，是指政治家，像美國總統(tǒng)、各州州長等都是政務官，其任職原則是通過選舉而產(chǎn)生，隨著選舉失敗而下臺，實行任期制。其主要職能是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，其罷免主要是通過“問責制”實現(xiàn)的，如果任期年限結束，則自謀出路。
所謂事務官，是指“文官”或“官僚”，強調其“職業(yè)”或專業(yè)特點，其任職原則是在符合任職資格的情況下，通過考試而進入公務員隊伍，實行“常任制”，終身雇傭。其主要職能是執(zhí)行公共政策。當然，目前在大多數(shù)國家，公務員也參與或獨立制定公共政策，其辭職或被辭退依據(jù)公務員制度的相關規(guī)定。
相比西方公務員制度，中國并未設立“政務官”與“事務官”相分離的制度，而是按照《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》的規(guī)定，將國家公務員級別分為十五級，從最低的辦事員到國務院總理。白智立表示，中國公務員可以從最基層的辦事員逐級晉升，直到進入國家核心領導層，使得中國公務員常有“官本位”的思想，同時淡化了選舉的作用。
在西方，公務員是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，受雇于政府，是政府雇員。白智立表示，西方國家圍繞公務員的勞動權爭論很多，一些國家允許公務員擁有組成工會的權利，跟政府集體談判勞動條件的權利以及罷工的權利，相比而言，中國則明確規(guī)定，公務員不能罷工，對于公務員能否成立工會也未做出明確規(guī)定。
退出機制不暢催生眾多“幽靈公務員”
公務員能否被辭退?一旦通過考試錄取，是否就真的端上了“金飯碗”?對此，2005年出臺的公務員法給出了明確答案。
公務員法第八十三條規(guī)定，公務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辭退，具體包括：連續(xù)兩年年度考核不稱職、不勝任現(xiàn)職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等。
白智立表示，近年來確實聽到一些公務員被辭退的消息，但其中仍然存在某些問題，一些犯有較嚴重錯誤應當嚴厲懲處、給予撤職或開除處理的公務員，在一些“人情”、“關系”的考量中，為了讓這些人日后還能找到工作，有機會“改過自新”，事實上一部分是按照辭退處理的。公務員制度建立20年后，下一步應當在如何切實落實公務員制度上多下功夫。
林燕玲表示，公務員退出機制落實不暢，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中國數(shù)量眾多的“幽靈公務員”。在公務員編制總量控制的情況下，退出機制落實不暢使得很多機關單位難以補充新鮮血液，目前很多地方采取了從下級機關借調和參公的方式(指對政府委托或授權具有行政執(zhí)法能力的單位和不屬公務員系列的人員，參照公務員法進行管理)。參公人員，嚴格意義上講不是公務員，但在錄用、晉升、考核、離退等方面按照公務員法進行管理。
“一方面是非常優(yōu)秀的人才，另一方面是機關迫切的用人需求，但沒有空缺的公務員編制，不得已要繞很多彎路。”林燕玲說，參公與借調的人員數(shù)量已經(jīng)越來越多，從而滋生出不少新問題，“例如下級機關付工資、上級機關用人的借調制度，已在很多層面引起各方不滿和關注”。
毛壽龍說，微觀上，公務員存在擴張的動力;宏觀上，國家又實行嚴格的公務員編制控制，“就像是天天吃飯的人在外邊穿著緊身衣，實際上并不會有太大的作用”，在毛壽龍看來，未來公務員制度應當加強微觀管理，落實公務員退出機制，實現(xiàn)微循環(huán)，提高公務員管理水平。
“消除特權是公務員改革的關鍵”
“工作高壓、工資低”是目前公務員圈子的普遍抱怨，而“福利分房”、“灰色收入”則是社會對他們的普遍質疑。
竹立家表示，公務員薪酬標準應當和社會相同職務人員的工資基本持平，這也是國際通用的標準。國外政務官的薪資水平與社會上相當職級的人士相比要低很多，如美國總統(tǒng)的薪資就比微軟公司老總的薪資低很多;而事務官的薪酬則需按照社會上相當人員的平均值發(fā)放，這些“公共機構”工作人員，都通過相關的“公務員法”來管理，工資發(fā)放統(tǒng)一由國家財政按照一定的規(guī)則支出。
具體到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改革，竹立家表示，一個關鍵前提是要杜絕“隱形收入”和“灰色收入”，搞一個“陽光工資法案”，公務員的崗位工資、職級工資、津貼標準、福利等都要公開透明，便于立法機構和公眾輿論進行監(jiān)督。目前，一些機構和部門，拿著“房補”繼續(xù)搞福利分房、拿著“車補”繼續(xù)使用公車、拿著“飯補”繼續(xù)“白吃飯”，僅“變相福利分房”一項，在房價高企的今天，就是普通工薪族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工資總和。
“消除特權是公務員改革的關鍵”，毛壽龍同樣認為，未來應當保障公務員的權利，同時限制領導崗位權力，杜絕“灰色收入”，盡可能讓公務員隊伍扁平化，讓更多的公務員落實在基層，享受較好的發(fā)展和待遇。目前中國高職級的公務員越來越多，這些公務員有些在退休后依然享受領導待遇，是造成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高的原因。
